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黄热病……近几年，每每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不仅第一时间把病毒的“来龙去脉”剖析清楚，还组织编写相关科普书，为公众讲解科普知识，用科学安抚民众情绪。
他说，“作为科学家，既要有基础科研的‘顶天’，也要兼具实际应用的‘立地’”。“顶天立地”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毕生的追求。
■“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帮别人解决了问题，而自己的百姓并没有受惠，又有什么用呢”
早立秋，凉飕飕，8月中旬的北京已现初秋模样。“这就是我们团队的实验室。”在位于北京奥运园区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里，身着白大褂、足蹬黑布鞋的高福指着身后摆满瓶瓶罐罐的房间对记者说。
就在这里，由40余人组成的高福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包括H5N1、H7N9、甲型流感及新型蝙蝠流感在内的不同亚型流感病毒及新型冠状病毒囊膜蛋白与受体的结合、病毒释放及病毒耐药机制。短短十余天，团队便破解了中东呼吸综合征跨种传播机理，在《科学》、《自然》、《细胞》、《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五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取得“大满贯”，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世界最高水平。对此，高福却有着清醒的认知，“科学原本就是用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一次的成功，大家看到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却不知道我曾被拒绝过99次。”
“我研究的领域是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目前主要关注新发、突发病原的跨物种传播机制。”高福说，所谓跨物种传播机制，就是要搞清病毒和细胞之间、免疫细胞和被感染细胞之间的界面上到底发生了哪些相互作用，它们是如何互相识别的，又是怎样进行“对话”的。而要弄清病毒是如何进入细胞的，就要深入研究细胞的表面，正因如此，高福将自己的工作称作“表面文章”。
虽然这些年取得了不少成绩——研究成果两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90余篇，成了科学界为数不多的“大满贯”选手，但面对科研，高福一直有着自己的原则：不做为了基础研究而研究的项目，要重点解决实际需求。“作为科学家，既要有基础科研的‘顶天’，也要兼具实际应用的‘立地’。”高福说，“顶天”就是研究世界上最关键的、最难回答的科学问题；“立地”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主战场需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帮别人解决了问题，而自己的百姓并没有受惠，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留在国外，自己只能成为小领域的科学家，但国内却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1961年生于山西省应县的高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幼年时曾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组漫画。画面上，有结满西红柿的大树和长得像大象一样壮硕的肥猪。这些天马行空、充满想象的“科普”漫画，让年少时的高福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充满了向往。
高福的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母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父母要供养6个孩子，经济拮据。在彼时的中国，这样的家庭结构，往往意味着身为长子的高福要放弃学业，早早地承担起维系家庭生计的重任。
“这恰恰是我最感恩父母的地方。”高福说，父母不但没让他出去赚钱贴补家用，还拿出钱来供他上学，“父母做这种决定是多么难能可贵！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那种积极上进的精神，鼓励着我努力工作”。在高福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6个兄妹中，有3人获得博士学位并至今从事着科研工作。
1978年恢复高考，仿佛世界打开了一扇窗。翌年，高福参加高考，并被山西农业大学录取。虽然成绩尚可，但还是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进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兽医专业。
“我不想做兽医，我要坚持自己的科研梦。”从大一下半学期起，高福就定下目标改考传染病学专业，终于在1983年，顺利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直至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1年，高福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又在牛津大学任教。在此期间，高福的科研梦也屡受打击。在牛津读博士期间，高福做的是病毒研究，但那里不仅高手云集，而且他感觉纯粹做病毒研究眼界狭窄，很难成为业界翘楚，于是改做当时很热门的免疫研究，“但两年多没出成果。”高福说，这时的他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打了退堂鼓，“干脆去外企，也能有不错的收入”。
或许是天意如此，没过多久，研究结果做出来了。“铁树开花，我一看，可以继续做科研了。”高福笑着说。
收起行囊，锁上牛津大学的办公室大门，2004年，高福结束了13年的海外求学与教职生涯，回到北京。彼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刚刚遭受了SARS（非典型性肺炎）的无情摧残。
在海外的10余年间，高福见过很多科学家，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分子，虽然只做一两个氨基酸，但却做得津津有味，全世界无人匹敌，这种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让高福既钦佩又感动。“但我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小专家型，我喜欢与人打交道。”高福说，确切而言，他现在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正在往宏观科学家那个方向努力”。
而这个方向，只有祖国能够给予。这也是高福归国的理由。高福表示，如果留在国外，自己只能成为小领域的科学家，但国内给他提供了更大的团队，更广的舞台，让他可以在基础科研的“顶天”和实际应用的“立地”两方面都有所成就。
■“什么都不发生，就是公共卫生的成功”
2014年3月，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个西非蔓延开来，仅仅数月，近3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59名(后增至62人)工作人员组成首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临危受命，担任检测队队长。没有忐忑不安，临行前一晚，高福依然像往常一样自如。“我是专门研究传染病的，只要知道疾病的传播规律以及相应的防控方式，就不觉得可怕。”但对年迈的父母，高福隐瞒了这趟“怕他们担心”的行程。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刚到塞拉利昂，高福就连续发了5天烧。虽然专业知识告诉他，并未感染埃博拉病毒，但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也是以防万一，高福还是在宾馆自我隔离了一周。“这事我也没告诉国内的同事和亲朋。”高福说。躺在宾馆，面朝天花板，高福自我劝慰，不要着急，即便真的感染了，着急也没用。多年来，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战斗中，高福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心态。在疫情一线面对肆虐的致命病毒，对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做这行，心理素质的训练高于一切。”他说。
作为首批检测队队长，高福告诉记者，首批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累计检测血液样本1635份，占到塞拉利昂全国检测量的1/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援外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传染病无国界的特点，如果不控制疫源地，它仍会向全世界蔓延。所以我们必须把防控关口前移。”高福表示，国家在人力物力上也给予了极大支持。
除了树立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传染病防控新理念，高福认为，埃博拉的流行，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2003年的SARS病毒、2005年的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大流感、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2013年我国H7N9禽流感感染人的事件，以及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的流行等，这些引起公众关注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呈现出一个共同点：病毒的动物源性。而中国的问题就是活禽市场。“我们明明知道人感染H7N9禽流感是吃活禽引起的，政府也大力开展科普，但还是劝不住民众，活禽市场始终关闭不了，这就看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有多大，最终导致传染病的发生。”而这，也让高福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共卫生政策对百姓健康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高福看来，如果说百姓从医改中的“获得感”源于医务人员的妙手回春所给予的真切感受，那么，对公共卫生的获得感恰恰源自“没有感觉”。“这是公共卫生的特点决定的。”高福说，做好公共卫生的管理，相当于中医的“治未病”，关口前移，“什么都不发生，就是公共卫生的成功！”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公共卫生保驾护航
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几年和援助塞拉利昂的经历，让一直在微生物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的高福开始思考公共卫生政策问题。2011年起，高福开始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这个职务让他的视野从基础科研拓展到与国民健康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疾控中心工作能让我更多地接触临床，这对基础研究很有裨益，可以指导我们从哪个方向入手、向哪个方向努力”。
2015年，“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对此，高福率先提出“一带一路，公卫先行”的观点。“援助塞拉利昂，让我深刻意识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传染病防控已经有了新变化。”高福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如果没有公共卫生保驾护航，一旦面临突发传染病，以往取得的成绩很可能转瞬间灰飞烟灭。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规模、频度的不断扩大，不能排除传染病跨国跨境传播甚至大面积暴发流行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的环境卫生、营养食品安全等，同样可能影响我们劳务人员的健康。”高福说，以广西为例，2009年至2014年间，从越南、泰国、印尼等6个国家输入广西的登革热就有111例，报告发病的1886例疟疾中，1885例是输入性病例。因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疾病预防控制上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我国难以对疫情输入进行有效预警和及时应对。高福认为，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边境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公共卫生平台。
高福建议，我国应主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以卫生健康为主要要素的合作项目，必将得到沿线国家的拥护，并形成“健康外交”“民生外交”“绿色外交”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匆匆数十年，高福从一个勤勉的学生，变成一位严格的老师。“我脾气比较急，经常拍桌子‘骂’学生，但是也欢迎他们有理有据地顶嘴。”高福说。
王奇慧是高福的博士后，也是高福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对此，她深有感触，“高老师人很直率，有什么问题都直言不讳”。她告诉记者，高福对学生比较严厉，平时的教育也以批评为主。“但高老师也能接受所有人的批评，欢迎学生批评。”
“面对批评，我有时候也会不服气，第一反应就是顶嘴。但顶完嘴后，我转念一想：哎呀，你说的有道理！这时我就会冷静评判，有时甚至会接受对方的观点。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和同事、学生相处的。”高福说。
其实，严厉的高福也有着细腻温暖的一面。他说，教育学生首先要了解学生，对学生的管理还是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当学生迷茫无助、缺乏自信的时候，高福总会转而表扬和鼓励学生们。“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学生有什么心事，一眼就能看出来。当学生寻求心理寄托和安慰时，我们要帮助他，让他自信、坚强起来。”高福说。（本版图片由高福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科研管理者，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
作为一名公共卫生记者，亦是一名曾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我在求学和工作中，曾采访过许多科研人员和学术大腕，他们大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谈及自身的研究成果总能侃侃而谈。
但高福却有些不同。采访高福，是在数次碎片化的时间中进行的，他总是有问必答、举一反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他会耐心细致解释，并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了。
近些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每当这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采访高福，不仅因为他过硬的科研能力，每次都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话语表达，更是因为他总站在公共卫生政策的高度，去审视每一次传染性疾病的暴发。
2016年春节之际，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我国发现首例输入性寨卡病例。大年初二上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高福的电话，生怕遭到厌烦。但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却是高福略显沙哑但急切的声音：“我国二孩政策刚刚出台，必须高度关注寨卡病毒对孕妇群体的影响。”
虽已是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但高福并不把自己看做科学家，也不像很多科学家一样，只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滔滔不绝。在他看来，自己更像一名科学工作者，用他的话说，科学家关心的是本领域内的科研成果，而科研工作者，更能关注解决实际问题。
尽管行政职务缠身，高福始终不忘自己的老本行，喜欢学术交流，并热衷将国外的最新理念引入国内。在他看来，身兼科研和管理于一身并不矛盾。“既要看到树木，又要看到森林。”高福说，学术型人才注重细节，科研管理者则侧重宏观掌控，“一个在行的科研管理者，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我会努力地朝着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方向努力。”
■高福小传
1961年11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1986年获得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硕士学位，1986年~1991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助教、讲师，1991年~1994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生物化学）。
1994年攻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后，1995年~1998年攻读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1999年~2001年攻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博士后，2001年~2004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课题组长，2004年~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0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当选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1年起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3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2016年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院士。
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领域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特别是在病原与宿主的相互识别和相互作用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和原创性工作。揭示了包括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在内的重要囊膜病毒侵入、融合和释放机制，为新一代抗病毒药物开发提供潜在靶标；揭示了重要病原跨宿主传播与致病机制，尤其是H5N1和H7N9禽流感病毒突破种间屏障的生态学与分子机制；揭示了CD8等重要免疫分子受体与配体的互作机制以及流感等重要病原细胞免疫机制。
曾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基础医学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日本日经亚洲奖以及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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